海港前的防線
1552年建成的星形堡壘，比瓦萊塔（Valletta）還要早。聖埃爾莫堡控制的是大港（Grand Harbour）與Marsamxett港的入口，進港的船要先經過它的射程。現在所見的城牆經過騎士團與英國時期的增建、改造，逐步適應火炮和軍事技術的變化。沿着平台看海，比只記住建造年份更容易明白，這一小片突出水面的土地為何反覆被用來設防。
防守海港也需要觀測與通信。1938年設於堡內的Harbour Fire Command，透過海圖、電話、觀察哨與探照燈，協調兩個海港周圍的岸炮。辨認海上目標、把位置傳到另一個崗位、決定何時開火，每一步都需要人手；接線、記錄與輪值，也都曾在這些房間裏進行。
1565：城牆裏的平民
1565年的大圍城（Great Siege），常被濃縮成騎士團抵抗鄂圖曼帝國的勝利。當時的衝突還牽涉地中海的航線、貿易與海上襲擊：騎士團的船隻截掠鄂圖曼航運，威脅帝國的海上聯繫。宗教、帝國權力與航路利益交織在一起。聖埃爾莫堡抵抗約一個月，於6月23日陷落；當時瓦萊塔尚未建成，防守的重心仍在海港另一邊的比爾古（Birgu）與Senglea。
城牆內的情況，比一張戰役圖複雜。鄉間居民避入設防城鎮，原有住戶要接納更多家庭；房屋受損或被拆作防禦之用，擁擠、飲水和衛生都成了問題。醫療史研究也記下，聖埃爾莫堡一帶的婦女、孩子與長者被轉送往比爾古，傷兵曾趁夜由小船送到對岸。圍城中的一條船路，可以同時是運糧線、撤離線和送醫的路。軍事勝負之外，還有誰能被送走、誰留下，以及有限的水與食物如何分配。
1940：基地也是家園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馬爾他仍在英國統治下。海港、船塢與軍事設施使它成為地中海的重要基地，也令附近住宅處於空襲的危險之中。以馬爾他為據點的艦艇、潛艇與飛機，可以攻擊軸心國通往北非的補給航線。1940年6月11日，意大利宣戰後的翌晨，第一輪轟炸便擊中聖埃爾莫堡，六名皇家馬爾他炮兵喪生。對軍方而言，這裏是必須維持運作的據點；對居民而言，港邊也是工作、租住、購物與照顧家人的地方。戰略位置的代價，落到了有具體地址的街道與家庭。
基地要維持運作，也需要軍服之外的勞動。研究馬爾他婦女戰時角色的學者，記錄了田間生產、公共膳食、托兒、洗衣、醫療和援助失去住所者等工作。這些事有的由機構組織，有的延續家庭原本的責任，卻往往是在物資不足、家人分離的情況下加重。
把日子搬到地下
德國空軍於1941年從西西里加入攻擊。空襲密集時，人們在地下的避難所睡覺、吃飯、清洗、祈禱，甚至生產；港區居民也有人遷往鄉間，投靠遠離船塢與機場的親友。離開地面可以躲避空襲，卻也要承受擁擠、衛生欠佳與缺乏食物的日子。警報結束，只表示這一輪轟炸過去；房屋是否仍在、下一頓飯在哪裏，都還要回到地上才能知道。
馬爾他大學的口述史保留下不同的避難經驗。Alex Randon回憶，開鑿公共避難所的人以工具鬆開岩石，再用籃子搬走碎石；有家庭申請許可、付費另闢小間，保留一點私隱，另一些則與其他住戶擠在公共空間。在他的講述裏，同樣躲避轟炸，各家的條件仍有差別。這是一人的回憶，也可與其他避難者的經驗互相對照。
糧食從海上到飯碗
馬爾他依賴外來糧食，運輸受襲之後，短缺便進入每家的飯碗。1941年4月開始的配給，先限制糖、咖啡等物資；1942年的猛烈轟炸後，麵包和米也納入管制。公共膳食服務後來稱為Victory Kitchens，集中煮食，使用者須交出部分原有配給，或付費取餐。配給卡、登記和排隊，決定了有限食物怎樣從倉庫分到人手；家庭也必須重新安排每一頓飯。
Joseph Caruana的童年回憶裏，排隊的人帶着鍋，母親與姨母會為應得的份量交涉。他還記得，家中婦女有時把自己的食物讓給在船塢工作的男性親人。這段家庭回憶呈現其中一種處境；口述史亦記下互助與黑市交易、剝削及不均等的資源，各家經驗有別。
1942年8月的Pedestal護航行動，是補給史中的關鍵一段：十四艘商船出發，五艘抵達，包括8月15日入港、嚴重受損的Ohio油輪。運到的燃油支撐島上的航空作戰；入港後，仍要卸貨、轉運與分配，往後的補給也靠其他船次與方式延續。研究指出，供應直到1942年11月至1943年4月才逐漸穩定，這與北非戰局及接連抵達的船隊有關。
一枚勳章與不同的記憶
喬治六世於1942年4月15日授予馬爾他喬治十字勳章（George Cross），公開頒授典禮則在9月13日於瓦萊塔舉行。勳章今天仍保存在國家戰爭博物館的展櫃裏。英國國王的嘉許、頒授典禮，以及當時馬爾他與帝國的關係，都成為館內保存的國家記憶。
Heritage Malta公布的新研究指出，勳章大體受到歡迎，同時也有人更在意糧食短缺與眼前的生活。受苦得到承認，可以帶來安慰；一戶人家的飢餓、失去住所或親人的處境，仍需實際援助。勳章凝聚了一個集體故事，個人的經驗仍各有不同。把那枚十字與食物、避難所和勞動的記錄一起讀，嘉許與生活的困難便不會互相遮蔽。
戰爭博物館的藏品從何而來
國家戰爭博物館也有自己的形成過程。1975年，志願者在聖埃爾莫堡下部設立「Faith與戰爭遺物展」（Faith and War Relics Exhibition），後來與博物館部門合作，逐步發展成今日的館藏。現在的展覽循軍事歷史展開，騎士團與鄂圖曼盔甲、戰時飛機和勳章都容易成為記憶的焦點。知道藏品是如何收集、捐贈和保存的，便更容易追問：哪些物件留下了名字，哪些生活只能從信件、照片或講述中找回？
展品中，Gloster Sea Gladiator戰機「Faith」留下的是機身；1940年戰爭初期，這類已經落後的飛機仍被用來抵禦空襲，反映島上空防一度薄弱。「Husky」吉普車則曾供艾森豪威爾與羅斯福使用。
馬爾他國家檔案館的MEMORJA計劃，透過口述、照片、日記等資料，保存不同社群的生活記憶，戰時食物與避難亦是其中的題目。家庭照顧、清理瓦礫、煮食和搬運留下的記錄，形式各不相同，有時是一張官方照片，有時是一位長者記得的鍋。離開博物館再望向海港，岸邊的房屋與街道，也與炮台一樣值得細看。